围绕技术变革与全球传播的关键问题，跨界深度攻关人类数字化生存的新难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中心第二届高峰论坛暨 NCS2018年会，7月23日在新闻学院举行，来自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美国硅谷、新华社等政府、信息技术、新闻传播领域的资深专家，和来自美国威廉·帕特森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知名学者，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师生们共同就因技术变革产生的全球传播的热点话题，特别是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类未来文明的影响等，进行跨界跨学科的深度研讨，并在此基础上共同探索国家传播战略和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建构。

欢迎辞

胡百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执行院长）

胡百精院长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感谢和欢迎，并希望各位学者和业界专家能在此分享他们从全球范围的学术圈及实践第一线获得的可贵观点。技术驱动变革，但技术仍不能替代人的智慧、人的伦理、人的美感。技术在伦理层面会给人们带来哪些伤害、现在我们对算法的认知是否与几年前相同、以及在技术变局中我们如何讲好中国故事，都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主旨演讲：全球数字生态圈与人类文明共同体

1、尹韵公（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原所长）

     《从中美贸易战看我国国际传播能力》

中美贸易战既是经济战，也是传播战，无论是中方还是美方都在表达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愿望。过去我们认为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故事的过程中遇到重重困局是由于自身传播能力不足造成的。但如今信息传播发达的互联网时代让我们认识到，中国故事以前面临的“有理说不请，说了传不开"在今天中国是一个不正确、不理性的判断。说到“挨骂”，似乎也是一个理还乱、剪不断的话题。实际上，当今大国和强国谁没被骂过，谁解决了挨骂问题？！美国也从来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目前中国读者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都是在批评中国，是不利于中国的。但事实是很多报道的确揭露了中国实际存在的问题，比如环境问题等。这些报道反而可以促进中国对现存问题的改善。所以，不看具体内容的全盘否定是不合适的，也是不理智的。尹韵公院长认为，中国在国际传播中要保持“正常的心态”。第一，要正视自己的问题；第二，要努力改进自己的问题；第三，不要太过在意别人的评价。要坚持自我，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的中国声音。尹院长希望以中美贸易战为切口，拓展更大的视野来思考中国今天的国际传播能力以及用现在的观念解读中国的立场。

 2、Casey M. K. Lum, 林文刚（美国威廉·帕特森大学教授，美国媒介环境学会创会副会长）

“On Intercultural Sensibility and （Global） Media Literacy”（《跨文化认知与(全球)媒介素养》）

林文刚教授师从《娱乐至死》的作者尼尔·波兹曼教授做博士研究。他指出，媒介环境学就是从教育视角起始的，因此，媒介环境学与媒介教育和媒介素养有着很强的关联性。林教授提到了媒介技术的造成的“浮士德交易”现象，从媒介环境学的角度来看，随着新技术为人们带来新的便利和新的机会, 这些新变化也将给社会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换言之，媒介技术是一个浮士德交易,一把双刃剑: 当我们从新媒体技术中受益时，我们也必须付出代价。林教授提到了梅罗维兹所分析的三种基本的媒介素养。一是媒介文本方面的素养，包括对各种媒介内容主题, 信息, 意识形态等等问题的探究；二是媒介语法或文法方面的素养，包括对叙事结构, 重现的美学,影像,画面,色彩运用等等的理解;三是媒介本体论式方面的素养, 这也是媒介环境学的研究焦点。但是林教授同时指出，在全球传播的环境中，只是理解这三种媒体素养已不再足够。因为通过使用全球媒介，我们接触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事物，所以我们也应该理解并拥有跨文化的媒介素养。

林教授引用了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内有关全球化 1.0, 2.0 和3.0三个阶段的一些理念, 来进一步说明他上述关于跨文化的媒介素养的观念。历经几百年，人类从以殖民为手段的全球化1.0阶段发展到以建立跨国公司为途径的全球化 2.0阶段。在全球化3.0中，基于互联网的技术和社交媒介的兴起使个人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地的各种资源和机会, 因而个人已成为全球化的其中一个主要动力。但根据林教授的理解，全球化3.0也给个人带来了很多挑战,由于全球化3.0使个人处于世界信息世界的中心，人们同时也会面临着信息内爆(information implosion)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必须与来自世界各地和他们文化背景不一的人竞争各种资源和机会。他们不时要解读和理解来自世界各地的事物的含义。他们同时还经常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各种(跨文化的)决定。最后，林教授提出了四个关键问题与研究范围和方向: 一是要认识到在文化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中提升跨文化认知能力的重要性;二是要加强我们对全球化和新媒介环境中个人所面临的种种关于传播/交流的挑战和机遇;三是要提高我们对新媒介和全球传播对全世界的地缘政治的挑战的认识; 四是要深度理解在国际冲突时期如何通过全球通信进行跨境品牌(cross-border branding)的推广策略。

3、熊澄宇（清华大学教授，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传播学研究会会长）

     《新媒介与新传播》

熊澄宇教授从信息社会的概念出发，将其界定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技术应用，即建立网络；第二阶段是产业推进，即建立自主产权的软硬件产业；第三阶段是经济发展，即信息技术在经济层面上融入社会的方方面面；第四阶段是社会建构，即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必定会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且变革将体现在社会形态上。当谈到数字创意生态圈时，熊教授提出了三个层面，一是以文化内容为核心，即内容要从人类历史沉积的文化资源中来；二是以高新技术为支撑，即信息技术结合材料科学、生物科学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进行创新；三是以媒体传播为平台，即通过媒体传播的交互性、融合性和扩散性为整个社会提供协调互动的平台。熊教授强调，生态圈将跨越产业链的概念，推动形成一个相辅相成、互动共赢的生态系统。

熊教授提出了全球数字创意生态圈的四种形态——技术形态、产业形态、社会形态和人的生存形态。首先，技术形态解释了人是目的，而技术是手段，不能本末倒置；其次，产业形态与内容和技术互为前提，相辅相成，不能过分强调内容或者技术形式；再次，要分清社会形态的智能化和智慧化，以智慧化来统率智能化；最后，数字化与人性化的生存形态是辩证统一的，数字化要为人性化服务。

4、李新社（编审，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电子工业出版社前总编辑）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对媒体传播的影响探究》

人工智能在计算机上实现时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工程学方法，主要是采用传统的计算机编程技术，使系统呈现智能的效果，比如Alpha Go，人类将棋谱、植入计算机，依靠计算机的强大计算能力，实现智能。另一种是模仿人脑进行思维、学习的模拟法，比如神经网络。如今，通过对大数据的应用，AI开始根据人们的网络行为进行信息定制，信息的精准推送省去了人工筛选信息的时间，从而进一步增加了用户的黏性。此外，AI能够把陈旧信息及关联信息挖掘出来，这对媒体的优化配置和资源的优化配置都十分有利。

李主任提出了对AI技术的几点思考。首先，单纯依赖算法的内容推送方式仍不能准确分辨内容是否适合进行传播及是否符合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第二，在内容的回应力方面，AI技术会适得其反，造成“信息茧房”现象。第三，AI可能造成舆论导向将不易被把握，使舆论陷入混乱的局面。他认为，我们首先要主动利用算法，在人工干预的基础上进行信息的精准传递，第二要建立有效机制，防止算法成为内容传播的主宰者，第三要传强化媒体和企业的主体责任，做好员工的培训工作。我们一定要驾驭并利用好AI，借助AI方法和方式提高工作效率而不是被它主宰。

5、李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新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转型》    

“人类进入新媒体时代，国际传播将走向社会化即非国家化”，李智教授开门见山。李智教授提出，社交媒体（社会化媒介）的介入是国际传播社会化转型的技术动因。社交媒介天然的开放性、参与性、交互性、融合性、扩散性及情感联动性等媒介属性促使其一出现就成为了跨国信息交流的主要渠道，它突破了传统媒体在国际新闻生产与传播中的中心化、一元化和单向化倾向，促成了国际传播超越主权国家主导和垄断的社会化进程。由此，国际传播从国家（间）的传播转变为面向整个社会的社会化传播。

李智教授进一步指出：社交媒体视域下的国际传播实质上是一种人际传播，是一种跨国性的人际传播。人际传播化的国际传播所构建的与其说是国际关系，不如说是人际关系——跨国性的人际关系。正是在社交媒体的作用下，国际传播正日益走向微观化、个体（个人）化和人性化（个性化），因而，国际传播社会化的实质就是人性化。对国际传播而言，社会化转型实际上就是人性化转型。社会化转型的实质就是人性化，在社交媒体的作用下，国际传播走向微观化、个体化、人性化。他赞同西方国际传播学者的全球主义范式转向观点，强调国际传播研究必须超越主权国家利益和国际关系的局限，从人的维度来研究国际传播，因为在世界范围内所有的人都是重要的。过去国际传播的内容大都是高级政治的，现在大都属于低级政治的范畴，涉及到生态、健康传播，越来越回归到尊重人本身的人本主义。当前新媒体语境下国际传播的社会化即人性化转型恰好印证并将促进这场转向全球主义即人本主义的国际传播学方法论革命。最后，他提出了一种人道主义的国际传播观，国际传播不是为了维护和扩充国家利益而展开的，而是人类为了促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同情和理解，促进世界和平、友爱而开拓的一种跨国信息交流途径。

6、夏淳（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清华创+逆向创新示范中心主任，清谷资本TSVC创始合伙人）

    《中美科技创新文化、产业生态、资本环境的比较分析》

作为技术专家，夏淳主任结合自己在硅谷近30年的创业经历对中美创新文化、产业生态及资本环境进行了对比分析。“人类打造了工具或者技术，反过来技术又打造了人。”这是夏淳主任一直认同并坚持的观点。结合尹韵公教授对中美贸易战的分析，夏淳主任指出，目前中国科技还是落后于美国的，要认清差异，借用小说《三体》中的表达，“落后”对中国造成的结果将是“降维打击”。

在创新文化方面，硅谷始终坚持原创科技，山寨很难存活，这都归于其强大的激励机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硅谷not-invented-here syndrome（NIHS）文化的影响。在资本环境方面，硅谷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资本环境，投资人懂技术、创过业、识别能力强，这些有价值、有资源、有温度的天使投资能够更好的促进科技发展。在产业生态方面，硅谷的高科技产业链具有现代化精细分工的特征，产业链上下游清晰，容易推进科技的加速迭代。而与硅谷相比，目前中国的创新文化发展艰难，山寨文化强势。在产业生态方面，中国的高科技的产业链仍是空白，从硅谷引进的前沿技术还得不到妥善应用。同时，科技公司融资艰难，资本环境较为恶劣。

7、李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国家传播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沉浸传播与全球传播》

李沁副教授提出，传播技术及社会变革带来了全球传播的重大变革，单向传播转向沉浸传播代表着传统国界及人类生存边界正在消逝，国际传播变成全球传播，全球文明秩序的内在基因和外在动力发生变革。李沁副教授认为应该从沉浸传播视域重新定义全球媒介的概念，进而分析全球文明秩序的重构，探索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未来。

沉浸科技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和无所不能正推动媒介属性发生根本性变革，技术的人性化发展趋势会带来消失的边界，即一切都是媒介，且媒介形态也在循环演变，产生全新的媒介形态。继大众传播到分众传播的发展之后，李沁副教授提出“泛众传播”的概念，它既“有众”，又“无众”，既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也是一对一的传播，“第三媒介时代”的概念也基于此而被提出，她将“第三媒介时代”定义为沉浸的泛众传播时代。在沉浸传播的视角下，全球传播概念正在发生变化，其体现在虚拟世界与物理世界的融合，以及AI与人类的智慧对弈。总的来说，我们对于媒介的理解正在发生变化，从单向的大众传播时代，到互动的分众传播时代，到现在的沉浸的泛众传播时代，不仅传播的主体、领域在发生变革，人和媒介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革。媒介空间的变革也是人类生存空间的变革，同时，我们还在不断拓展媒介的文化与社会功能，人类必然要面临全新的文明形态的形成。

圆桌深度讨论

主持人：李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国家传播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议题：1、如何看待技术与传播关系，尤其是AI、虚拟现实等新技术

2、全球传播与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关系

观点：是否实现机器间的情感交流是一个道德选择

       肖珺：当我们谈及技术问题时，不应该忽略文化的重要性，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及的网络社会形成过程中西方自由主义文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而这往往是研究容易忽略的维度。我们现在提到的人工智能、类人脑等不只是技术的问题，他们必然与人的心理，价值观，意识形态等都相关。李新社老师刚才谈到类人脑，很有启示。当下的数字新技术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中，人类机器化、机器人类化是同时存在的。另外，AI等同时也是资本和政治的问题。

       林文刚：纯粹在技术的层面上，包括人工智能及大数据在内的各种(传播)技术已经可以做很多事情, 他们受到许多大企业，国家或政府机构，技术开发商和特殊利益实体的欢迎和推动。但从个人，社会或整个文化的角度来看，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当我们享受新技术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时,我们必须付出什么代价或牺牲？人类需要做道德选择并做出是否实现机器间情感交流的最终判断，这也是媒介环境学的核心问题。

肖珺：这就回归到人本身有没有能力、道德的问题。

观点：技术推动传播发展，但中国技术仍然滞后

       夏淳：目前中国的科技使差了一步，从技术到传媒和文化领域，中国滞后很长时间，如微信和facebook其实是同代产物，但微信的出现晚了好几年，落后就是降维打击。

       肖珺：从产业生态的角度，我想，我们应该具有一种全球化的产业生态视野。中美比较的另外一面是世界范围内的ICT早已形成了产业链。比如，中兴事件凸显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兴一直处于ICT的下游，并未掌握核心技术。如果不是这次美国贸易战的一系列破坏性政策，可能很多企业和国家还沉醉于这种全球产业链的想象中。中国技术仍然滞后这是客观事实，我们大量的数字技术使用和商业模式的繁荣是建立在消费层面，并据此形成了新型的消费文化，一些新文化形态的形成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维度，包括最近出现的区块链也有这样的特征。但是，中国当下以消费及消费文化驱动的技术创新和传播发展是需要反思的。

        夏淳：严格的说，技术无国界。在大语境下，中国必须要发展。

观点：沉浸科技与区块链技术引领传播领域的发展方向

       李新社：结合李沁老师的发言，我认为沉浸技术是用大数据的方式影响媒体，任何一个网站都不会抛弃这个模式，它不创造新闻，但能推送给你最喜欢看的内容。

李新社：类似于抖音这样的平台，以视频为传播方式，普通网民即是演员也是观众。

       尹韵公：要看技术会对人类文明产生什么影响，对国家的形态重构会带来什么影响。

夏淳：现在的区块链将推动颠覆性的改变，技术上这是一个分布式的记账的体系，信息可以散播到不同的计算机或服务器里面，密码学的机制让它无法被更改

       柳茜：这解决了诚信问题，尤其是慈善委托代理领域，钱从哪来到哪去都很清楚。

李新社：区块链技术对解决信任起到很大作用， 只要是可以签合同的地方，都可以应用区块连技术。现在已经有用区块连技术的实际案例了。

       熊澄宇：任何新的发明都有两重性，要有辩证认识。

主旨演讲：技术变革与国家传播战略

1、陆小华（高级编辑，新华通讯社音视频部主任）

    《智媒体演进与传播战略》         

媒体深度融合的表现首先是资源利用效率差，现在AI技术的工作效率是人工难以比拟的；二是反应速度差，网络驱动的媒体反应速度远快于传统媒体；三是传播效率差。通过对传播变化的观察，陆主任指出，中国人已经形成了全民依赖移动互联网的习惯，中国人更深刻的介入到移动互联网中。在陆主任看来，网络三定律是不容忽视的，第一是摩尔定律，第二是吉尔德定律，第三是迈特卡夫定律。三定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维框架来认识技术对传播学，传播方式及传播策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陆主任介绍了新华社的智媒体平台，该平台通过技术的支撑实现体系聚合。新华社的业务特点是全球采集、全球存在、全球服务。陆主任认为，想要更好地发展，就必须破解媒体深度融合的难点，将多媒体采集、内容生产、内容产品分发、内容服务等主要环节在技术系统的支撑下实现体系聚合。目前，新华社的视频智媒体平台可以让新华社全球与音视频业务有关的记者、编辑都放到一个平台上工作，这个系统的分发部分可以嵌入到用户的系统里；这个系统可自动汇聚记者和用户的行为数据，为媒体未来发展方向提供数据分析依据。最后，陆小华主任建议新闻学院应为高年级和研究生开设上技术课，让学生了解最新技术的发展和技术系统，这样才可理解今天互联网媒体和传统媒体发生的变化。

2、肖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的中国实践及其理论建构》      

对于世界学术界而言，新媒体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new media communication）还是一个新的方向，它被认为是“跨文化传播领域下一个研究前沿”。 区别以我为主、政治意义占先的对外（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从人类共通意义和经验的大关怀出发，对他者文化进行语境式的理解，新媒体跨文化传播则更多地强调基于新媒体平台的文化间交流与互动。当下，世界格局的变迁和新时代中国自身的发展，需要我们优化全球传播理念和方法，跨文化传播是中国全球传播的可行路径，其中，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的中国实践及其理论建构需要我们更多地关注。

当下，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主要涉及几个问题：第一，跨文化传播的边界：从民族国家到网络社会；第二，跨文化传播的主/客体：异质性、多样化的对立与统一；第三，跨文化传播的方式：媒体融合下的共享、互动和创新；第四，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认知：数字文艺复兴。新媒体与跨文化传播为传统的跨文化传播带来了诸多突破，但媒体物质性的融合并不必然促进文化意识层面的融合，相反可能导致更强烈的自我言说的过程，增加了我们与他者之间文化交流的困境。中国的媒体融合是媒体话语和政治话语的双重内涵的表达和实践方式，媒体融合作为一种国家意志推动新媒体跨文化传播产生了新的方法与理论。既有研究表明，中国新闻网站对外塑造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效果尚不理想，仍旧存在基于价值观冲突的认同危机。此外，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物理性连接很容易，但连接并不必然带来文化间的信任与认同。关于理论建构的方向构想，肖珺提出技术带来的冲击使虚拟和实体的传播与交往并存，并导致复杂关系的智能化，数字新技术的发展、应用和制度化建构重构了人类社会实践的方式，这些社会实践成为催生复杂多变的跨文化传播模式及理论创新的内生动力。对中国研究而言，中国自身的文化实践、跨文化传播素养与能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创新的跨文化传播理念与路径等可成为重点

3、柳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世界青年发展论坛主席）

    《从青年实践讲好中国故事》

柳茜博士结合自身在公益组织“世界青年发展论坛”的经历，从青年角度讲述了讲好中国故事是什么。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柳茜曾亲身经历外国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于是，她希望通过哈佛的全球校友网络，将那些希望有机会接触中国并且有一定影响力的青年团结起来，为他们展示一个360度的中国，减少偏见。

讲好中国故事依靠的是什么？柳茜认为第一点是真实的力量，无论内宣和外宣都能展示真实的中国。第二点是不否认差异，讲发展逻辑，通过讲述差异背后的原因，取得外国青年的理解和支持。第三点是重视青年的传播力量，“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将很多外国人带到了中国，在中国行之后，有很多外国人来到了中国工作，或者代表自己组织与中国加强了合作。柳茜强调，这些青年在他们所在的群体里有很大的影响力，抓住这些关键的人其实能产生很大的价值。

4、贾文山（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只有原创性思想+技术变革才能决胜下一轮全球传播》

我们应该把全球传播放在更大更宏观的视角上，因为全球传播的根基是与大战略相关联的。目前，中国的全球传播还有很多短板，理论上需要本土化、实践上协同共振，还需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舆论高地。全球传播应该为国家战略保驾护航，战略应建立在愿景基础上，愿景应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理论应建立在哲学基础上、和价值观上的。目前来看，这个愿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平台是一带一路，背后的理论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时，贾教授提出技术变革只能加快全球传播，使传播更平行而非垂直，网状而非直线。总结中美全球战略模式，贾教授认为美国在施行保护主义，以退为进，采取破坏、解构（退群）以及重构平台的手段延续它21世纪的霸主地位，其目标是对其他国家或文明进行同化。而中国借助“一带一路”进行的是主场外交，是外向性的以攻为守，采取魅力攻势，以建构（建群）的角度聚集人气，传播理念，其目标是构建和而不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随后，贾教授讲到全球传播的关联因素分为三方面，一是道，如世界观、理论、愿景；二是术，如制度、技术，传播技巧等。三是效。三者是表层到深层的关系。

中国理解的公共外交是向对方释放善意与友好，但美国已经对中国开始采取威慑性外交，超脱了善意和慈善这两个传统公共外交的关切，将中国软实力妖魔化。如美国海军南海秀是美国军事版威慑性外交，而特朗普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确实是美国经济版威慑性外交。从宏观看，我国要稳住阵脚，避免被忽悠，要看清动机、看清目标再出击。中国的“一带一路”初见成效，帮助提高了中国获得对世界发展的议程设置能力。中国要认清自身正在发挥世界事务主导权的角色，以攻为守，促进世界的文明和平相处。

5、纪海虹（清华大学出版社副编审，文化与传播工作室主任）

     《数字出版与国际传播》

近一两年，数字出版的变化很大，从先推纸版书再推电子版变成现在的纸电同步，从过去编辑主导印量变成市场需求主导印量。纪海虹主任谈到，面对电子分销平台类型的增加，数字出版不再只是进入图书馆的数据库系统，而是激励出版社根据不同渠道用户的的年龄层或兴趣进行书籍的投放，将受众细分，有针对性的在选题上对接。随着技术的发展，大数据的集成和智能化提取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数字出版中，但目前这些技术在数字出版中应用的精细化程度不足，且数据分析方面的应用还不理想。数字出版应在技术的推动下建立更智能化的平台，为读者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渠道。在数字出版领域，专业化出版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数字出版也有劣势，它无法替代纸张的质感和色彩还原度。此外，人们还是对电子存储的数据缺乏信任感，一次病毒就可能造成其永久性的数据丢失。当前，如果数字出版只是简单的转移传统出版的书籍，那它就仅具有便携一个优势。但实际上，未来的数字出版可以和新技术更好的融合，让读者获取更加随心所欲的阅读体验；或者与新的商业化模式相结合，收获新的利润空间。